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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不景气，连上海的出租车司机都会告诉你，老外越发地抠门了。客居上海的老外，理应是Linkin Park这类当红摇滚乐团演唱会的购票中坚，此番却意外地仅仅占到全部观众的十分之一，而且专拣最便宜的票子买。而许多带有浓重中国元素的奢侈品和时装，在我们的想象中，亦是针对老外市场。然而在金融风暴的打击下，经营状况又如何？Vivienne Tam一直想把自己的公司卖掉，Shiatzy Chen的店铺似乎门可罗雀，而“上海滩”（Shanghai Tang）的CEO雷富逸先生（Raphael le Masne de Chermont）却乐呵呵地说自家品牌没问题，并且严正地指出，他们并不是一个向老外售卖“中国梦”的品牌，“在国外卖得好的产品，在中国照样卖得好。我们并没有把本土市场和国外市场区别对待”。

1000年前，马可·波罗从忽必烈那里向西方带去了瑰丽无比的“中国梦”。而今天，“中国制造”则在走向世界的山寨产品，以及粗制滥造的廉价产品中，似乎有了点“中国噩梦”的意思。风闻不少国际品牌即便是在中国加工生产，为了保持其产品的美誉度，仍旧不敢打上“Made in China”的标签。现代的中国更像是一个暴发户，或是“冤大头”，似乎很难向西方输出自己的独特价值，少数具有世界认同感的设计元素也仍旧盘桓在封建帝国时期，或是中西合璧的Shanghai deco风格。“上海滩”和Shanghai deco之间的渊源，清晰可辨。尽管雷富逸先生一再强调，“上海滩”是个呈现摩登中国的奢侈品牌，却处处可见60多年前的那个夹中夹西的旧上海，一如“上海滩”本身的设计师团队也是华洋杂处，他们互相间很好地平衡了中国元素与西方价值的天生冲突。然而，要处理好这两者间的关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Vivienne Tam当年初到美国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寻找视觉冲击点。而当她初把店铺开到香港时，却惹来香港市民的强烈反对，皆因Vivienne Tam的这种设计策略只对老外才起作用。而且随着中国日益“与世界接轨”，这种政治波普的趣味也迅速过时了。相较之下，“上海滩”则更准确地把自己从“时尚”的迷思中解脱开来，以安全普世的Shanghai deco风格为基础。

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也曾在本土性与世界性间纠结不已。他们有“蝴蝶夫人”里的巧巧桑，中国有湾仔码头风情万种的Suzie Wong。他们的和服和中国的旗袍，在西方看来都是最具符号性的民族元素。在民族文化不够自信的时候，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曾在西方的注视下，自觉采用一种被简单化的民族元素。事实上，许多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民俗大全”的女性，压根就是从事“对外事业”。虽然她们选择了中国元素，其目的仍旧为了取悦他者。“

上海滩”创立之初，确实虏获了大量西方消费者的青睐，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如今，再战中国本土市场，不得不针对本土受众，重新解释“中国梦”。在雷富逸看来，他非常骄傲于“上海滩”中国制造的出身。他以日本为例，50年前“日本制造”也曾是山寨产品的代名词，然而随着日本综合国力的增强，最终跻身世界顶尖产品的行列。从这种意义来看，雷富逸非常认同“上海滩”的世界级品质，足以成为优质中国产品的首开先河者。雷富逸在讲这番话的时候，几乎让人相信他就是一个中国人，而忘了他的法国出身。

事实上，和所有奢侈品所遭遇的情况一样，中国成了唯一增长的市场。“上海滩”在中国的销售，去年还只占到全球销售的13％，今年便已提高到了16％，雷富逸相信这个数字会在未来的5年里，迅速提高到30%。作为一个极力强调中国出身的品牌，本土市场30%的份额可能并不算好，但至少看得到成长的轨迹。这也是许多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中国艺术家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要让世界都瞩目，首先要抢夺好本土市场，然后世界自然会跟进。哪怕是名震寰宇的日本设计师诸如川久保玲，其旗下的Comme des Garcons全球最大的市场仍旧在本土。不可否认“上海滩”可能是一个成功的模式，但短时期内却仍旧很难将之认同为中国人自己的品牌。而诸如马可的Exception和王一扬的Zuczug都长期扎根在本土市场，走出了一条坚实的商业道路。当许多国内新锐设计师整天混迹于各种派对，上遍了各种时尚杂志，却一点也换不来服装销量的同时，他们却在好品味､中国价值和商业的成功中，悄无声息地慢慢把自己做大。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名录中，“端午节”赫然成为了高丽传统文化，这不禁叫身为屈原后人的中国人扼腕。于是，便有国人大喊，赶紧把“春节”也申请下来，免得夜长梦多，旁落他国口袋。然而，毕竟这是“遗产”，是“身后物”，已淡出了现代人生活的“古董”。若要申请成功，还需明确地提供保护与拯救的方式。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韩国人将“端午节”申请成“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无疑已为其盖上了棺材盖，至少咱们自己的端午节还在吃粽子，甚至开始有了法定假期。

春节目前还没沦落到需要拯救的地步，离遗产也尚有一段距离。暂且不说央视的春节联欢会收视率仍旧无人可敌，单就“春运”对全国铁路造成的巨大压力，便说明了这个“团圆节”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分量，那可是拼了命也要赶回家，哪怕只是火车上的一个旮旯也不能放过。然而，地域发展的不平衡，也同样表现在对春节的态度上。就上海为例，恐怕是金融风暴下的中国重灾区，单就某证券公司的全面亏损，已使得某区的财税收入少了好几个亿。对全球经济体系的依赖程度，也导致了对传统节日的态度。在上海，圣诞节的街头可谓人头攒动，高级餐馆更是一座难求，而春节的商家则门可罗雀。上海人对春节的态度大多只是一个升级版的“黄金周”，该出去玩玩的，绝不在家宅着。但对其他内地地区而言，春节本来就是一个全家在一起宅的大节日。

在物资匮乏的时代，春节的意义更为重大，很多好吃好玩的统统要留到这一天，因此它所能带给人的喜悦感也是无可比拟的。如今，对大城居民而言，吃绝不是一个问题。内地小城小县的居民喜好腌渍食品，那是因为鲜肉不易保存，一只猪腿得吃上好几个月，于是才有了腌渍这种特别的料理方式。沿海城市以前也有咸肉､鳗鲞这种腌渍后的食品当作高档年货，可平日里便已是要鸡得鸡，要鱼得鱼，哪里还需要郑重其事地搞个腌渍食品？最多只是追求一下特别的风味而已。更不消说，全家老少一起制作蛋饺､猪油汤团之类的食品，是宅在家里的最好消遣。大城居民如今早已丧失了这种举家只为料理一餐年夜饭的气氛。传统年货的全面溃败，也不啻是遗失春节的一大标志。

甚至春节也渐渐成为了行贿的大好时机，打着春节的名号，可以不露痕迹地就把“红包”递了过去，美其名曰给小孩子压岁钱，可谁知道这个“压岁钱”动辄可以上万。而那些懵懂的小孩，会喊“爸爸”､“妈妈”后，第三句该学的话，便是“恭喜发财”了。于是乎，春节期间，满城拜年的都是别有用心的人，自家亲戚打个电话即告走完了形式，拜完了年。对大多数比较单纯的大城青年来说，如此悠长的假期，实在是逃离城市，自我放逐山水间的大好时机。况且春运的压力早在年三十以便已得到了舒缓，正好趁着全国人民都宅在家里的时候，出去遛弯，哪里还管什么举家团圆。全球一体化的害处，不仅体现在经济上的触一发而动全身，甚至也把年轻人调教成以自我为中心。怎么能想象现在的大城年轻人，会在大年初一的清晨跑到长辈房间，下跪拜年呢？

于是，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言，也许春节真的有资格申请“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只是挂个号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为之行之有效地提出拯救方案。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不能仅指望国家强行要求各大企业在春节前给员工发咸肉和鳗鲞。根本的价值观是难以改变的。至少我们还有一个以春节为名义的悠长假期，想过得传统一点，还是前卫一些，丰俭随意吧。

“电子艺术”既不是晚会马戏，也不是在拍卖行里喊得出天价的“金融产品”。然而盖因“电子”两字，多少带了点“奇淫巧技”的意思，所以让人趋之若鹜。这多少有点像当代艺术中的“科幻大片”，不猛砸钞票下去，断是不能成形的。上海电子艺术节今年已是第二届，耗费巨资2000万，以财大气粗的样貌示人。如今经济环境很糟糕，大概也只有中国才能聚集起如此庞大的资金，组织大规模的“电子艺术节”了。更何况，在中国，企业对艺术项目的赞助并无抵税政策，那更是真刀实枪的“慈善事业”。

而2008年的上海电子艺术节，不仅仅只是在其资金量上让人瞠目，更是破天荒地在全上海8个枝蔓的场所同时亮相，除了调集数个常规艺术展览空间，更是动用了不少公共商业空间的电子设备。这短短的数日，俨然把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电子艺术作品。那么多社会资源统统投入这场电子艺术的盛宴中，绝非是一两个独立策展人可以办到的。

正当上海人在整个城市里折腾电子艺术节的同时，不少北京的当代艺术画廊纷纷凋敝，即便是原本的大鳄，也面临着订单骤减的残酷现实。谢国忠非常残酷地预言，中国当代艺术的泡沫10年内不能恢复元气；而艺术圈也承认中国当代艺术被打回了原形。在这场金融海啸中，两个城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即景，前者暴露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泡沫；后者则暗示了一个超级政府，同时也可以是一个“超级艺术家”。

上海电子艺术节并没有办成另一个举世赞叹的北京奥运开幕式，甚至其背后复杂的策展动机，与前卫的作品，使之极难与普通民众完成沟通。原本以免费的形式，把具有高学术含量的艺术带入公共领域是件极其值得称道的事。然而，却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包括受众的错位，以及极大的公共安全与配套设施的压力。早先上海博物馆取消了门票，却意外招来了大量群众排起长队等待进入博物馆吹空调的盛景，真正以艺术为目的前来观瞻的游客，却只能在门外忍受2小时烈日的曝晒。而博物馆的保洁与保安的压力也直线上升。上海电子艺术节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电子艺术走向公众”的美丽策划背后，更多电子艺术的拥趸，却在铁栅栏后，高喊：“让我进去！”

诚然上海电子艺术节是个拥有高明策划和强大资源背景的伟大艺术节。然而，在这个平台上，却很难成就任何艺术明星，倒是成就了一个城市的明星地位。更多人记得的是eARTS，而不是其中的作品。按照正常的逻辑，一个“艺术节”应该只是一个退隐其后，为艺术家提供服务的平台。

作为一个大政府，上海确实时常出现大手笔。然而正当北京当代艺术圈的泡沫纷纷破灭的时候，可上海连自己的泡沫在哪里都从未真正找到过。如同遍布上海全市的大大小小各种“创意产业园区”纷纷获得了政府的大笔资助，可这么多年来，有多少上海自己真正值得骄傲的创意产业企业诞生？上海的艺术､设计､表演艺术都落后于北京。这不啻也是一种错位，巨大的人力物力的纷纷投向了艺术之外的东西，而并没有真正扶植到艺术体系中最至关重要的艺术家本人。艺术家原本为求低租金所聚集的废旧厂房，被政府的“创意园区”计划一整修，便立刻变成了租金比肩甲级写字楼的“贵地”。

前不久，Giorgio Armani把某报的大牌时装评论家Cathy Horyn给拒了，当然不是在秀场的门口竖块“Cathy Horyn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仅仅把她剔除出受邀名单而已，延续了十几年的宾主关系，嘎然而止，舆论一片哗然。

事 件的起因是同样受人尊敬的Cathy女士在自己的博客里对Armani的秀除了“正常的文艺批评”外，还多说了两句废话——开销了一下Armani的朋友 和侄子。73岁高龄的Armani立刻收敛起了慈眉善目，直接写信给她领导，投诉Cathy对其亲友不敬。当然，两人线上线下的争吵，本身并不值得浓墨重 彩。只是在全新的媒体与时尚界的生态下，两者间的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其实问题的有趣之处在于Cathy Horyn的“废话”只出现在她个人的博客里，而并没有白纸黑字地落在她所供职的报纸上，她热爱自己的博客，只因“大家在这里畅所欲言反对意见”，哪怕只 是一些“笑料”。先前这位不太会“做人”的老大姐，便由于在报纸上直抒胸臆的评论，曾被Helmut Lang和Dolce & Gabbana拒之门外，如今跑到自己的blog上和Armani开开玩笑，却照样疏忽了一点，如今博客在时装界的影响力已经不输给任何传统媒体了，至少 Armani没有错过这篇“精彩”的日志。

前 阵子，Chanel的秀上，一众英国记者原本的坐席被Chanel的VIP临时占用，不得不挪后一两排。事后Chanel公司一厢情愿地很介怀，给英国人 发了一封致歉信，认为这样的坐席顺序不能反映英国媒体的尊贵地位。然而英国人却认为Chanel实在是小题大做，“我们难道不仅仅只是来看服装的吗？”

其 实对今日的媒体而言，时装秀已经成了他们的负担， 越来越多的人只选择参加几个最重要的秀而不是全部，剩下的全都交给互联网帮忙。当然Style.com在时装秀中的更新速度还是没有传统报纸快，但更多的 个人博客和bbs却可以抛开精致度，第一时间为全世界的时装爱好者呈现并不怎么完美的图片，或是精度欠缺的video。哪怕只是中国北京一个小小的时装博 客，由于用如天书一般的汉字赞美了某个瑞典时装品牌，便意外地收到前往斯德哥尔摩看秀的邀请。尽管Armani看了Cathy Horyn的博客后很生气，至少说明了“个人媒体”已与传统媒体等量齐观。他唯一的失误是压根不用写投诉信给她的领导，因为他们管不着。他大可以在秀场门 口竖一块“Cathy Horyn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一泄私愤了事。

同时，这也给予所有时装品牌以启示，如果时装的世界也真的变平了， 为何不索性取消劳命伤财的时装秀。在机械复制的时代里，时装秀成了时装体系的中心，维系起品牌?媒体与大众；然而在今天的电子时代里，总该有点新发明，因 为媒体和大众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总有一天，延续了100年的时装秀，会因为“媒体特权”的下放，而最终成为仅供博览的“非物质与口头文化遗产”。

脱还是不脱？对男人而言，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关键是怎么脱，脱的尺度为何，脱的频率为何？自从万人空巷观影《色·戒》的热闹后，这个问题被继续深化，给人看两点？三点？还是五点？
时装界最近脱风盈盈，Tom Ford和Marc Jacobs在杂志上展开激烈的“肉搏战”。Tom Ford在同性恋杂志《Out》上捂着裤裆，神情暧昧，还一丝不挂地在浴室里与一众强健裸男嬉闹；Marc Jacobs则展示了疑似“C罩杯”的胸肌先后登上了《Out》和《Arena Homme +》的封面，把自己戒毒完后的清健形象，给人来个一览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