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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虚荣心之间，我还是选择了虚荣心。
前阵子，在北京草场地前波画廊（Chambers Fine Arts）工作的朋友收到了艺术家郑国谷的一系列近作。这批作品共计15张将参加郑国谷在纽约Chambers的个展。当朋友兴冲冲地打开其中最大一幅，宽达4米的包装时，突然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我！
我认出这幅画所描绘的恰是我早先参加前波画廊开幕式的场景，不知何时被艺术家留影存像，几个月后竟成了一幅硕大的油画。我当然可以起诉艺术家侵犯我的肖像权，甚至可以义正严词地要求他销毁这幅画作，但毕竟这是估计达3万美金的艺术品。如果我个人微不足道的形象能和这幅作品一起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不断水涨船高，幸甚。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郑国谷个人的名声将来能和达･芬奇分庭抗礼，于是艺术史上留存下两个永恒的神秘形象——“蒙娜丽莎”和我。
当然，当代艺术不会肤浅到为我个人造像，郑国谷的镜头对准的是一个艺术展的开幕式，以及形形色色前来凑趣的人。如果单纯从构图与色彩的方面来考虑，我身上的这件色彩丰富，系出Marni的衬衫，实在是“最佳主角”。其实，艺术圈內的社交活动，非常沉闷，服装上根本无甚创意。黑色是艺术展上永远的主色调，随便拉出几个男人搁在一起，活脱脱便是电影里“黑手党葬礼”的画面，即便是纽约也一样。
艺术家的穿着相对丰富一些，一袭民工样的黑衣，完全可能出自Yohji Yamamoto；吃得浑圆的大肚子外，套着的短小T恤，却是Dior Homme；而穿着精干的黑色西装外套的，不用问，铁定是画廊的员工，不用翻领口也该知道这是Prada——艺术界的“工作服”。其中也混杂了许多打扮过分随便的人物，分别是记者､摄影记者与混吃混喝的“艺术院校学生”。
说实话，艺术家群体的物质生活并不如外人所想的那样充满想象力。想当年Andy Warhol喜好的就是Bottega Veneta，圣诞节期间，买了十几二十个钱包送给亲朋好友。中国爆发户艺术家们甚至喜欢互相攀比腕上的机械表，我方戴了只20万的表，明天他就去买块30万的。艺术家也是人，和普通的大款没啥本质的区别。个别非常出位的，恰好是“行为艺术家”，天晓得Gareth Pugh的衣服能卖给谁，至少Terrence Koh有一件，还穿了去Fendi长城秀的现场。相对比较边缘化一些的平面设计师则更注重服装的色彩与图形，裹在腿上的红格子紧身长裤出自Comme des Garcons，脚上的布鞋是Vans或Converse All Star。后来我总结出来了，大多数艺术展上的男人们秉承的穿衣哲学是“不要那么多，只要一点点”，即便不好意思挎个Louis Vuitton的包，也可以用只Goyard，照样monogram爬满包，只是你不认得罢了。
可以想象郑国谷在一个非常无聊的画廊开幕式上可以抓取到多少值得一提的视觉元素，当时我记得有个女人的打扮非常保守——充满蕾丝的黑色长裙，莫非来参加80年代的黑灯舞会？我肯定不像Leigh Bowery之于Francis Bacon那样是郑国谷的缪斯，本人面目平庸，无甚了不起的气质，之所以我成了艺术品的一部分，翻来覆去想了1整天，总算想明白了——这是Marni的胜利。也许Mark Rothko的抽象绘画影响了Bottega Veneta的设计，但今天Marni那具有抽象风格的服装图形，也影响到了当代艺术！